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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舍不得吃一顿红烧肉却将毕生所藏20卡车文物捐

  提到向故宫捐献文物的大收藏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张伯驹先生(1898-1982),人们常说“半个故宫都是他捐献”,这话固然有所夸张,但张先生毕生所藏之精美,一心报国之赤忱,足令人感动。

  不过,张伯驹先生毕竟是簪缨世家,出身显赫,家境优越,这为他的收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比之下,另一位河北冀州普通的农家子弟的经历,却更加令人动容:

  早年艰辛“北漂”,从古玩铺的学徒成长为精明的古董商,进而成为文博收藏大家。虽然身家千万,却自奉甚俭,简朴到舍不得吃半斤猪肉;却有着今人不能想象的慷慨——晚年他将收藏了一辈子的3000多件古董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这其中就包括他一辈子视若生命,连家人也不曾寓目的明成化斗彩三秋杯——这对杯子目前的市场预估价,从40亿人民币到10亿美元不等。

  故宫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章宏伟曾经感慨,“为故宫捐献做出最顶尖贡献的有两位:一位是捐书画的张伯驹,一位则是捐瓷器的孙瀛洲。”

  孙瀛洲本是河北冀州的一个农家子弟,14岁时为糊口到北京一家具店当伙计。随后,他又到当时的“同春永”、“宝聚斋”等古玩铺子当学徒,学徒期满后任采购、司账。他聪明好学,又吃苦耐劳,跟着老板和前辈学习了不少古玩鉴赏知识,又精心学习经商买卖。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和积攒之后,1923年,30岁的孙瀛洲终于在北京东四南大街创办了自己的古玩铺子 ——“敦华斋”,以经营、鉴定、收藏、研究明清瓷器为业。

  敦华斋在孙瀛洲的经营下,没过几年就成为了京城一带数一数二的古玩铺子,每天上门赏玩、购物者不计其数,生意火爆。据孙瀛洲的儿子孙洪琪回忆,当时敦华斋里光学徒工就有20多人,每个月进出的古玩多达几万件。盈利所得的银元、金条每月都要用木箱子抬去存银行,孙家成为了银行的大户头。

  虽然坐拥千万家财,但孙瀛洲却一直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作风。平日一身素衣,家人也是如此,连女儿冬天戴的手套都是妻子用袜筒改的。孙家一日三餐极其简单,他甚至规定全家人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肉。当时猪肉的市价差不多是两块钱一斤,他嘱咐家人每次最多买二两,还必须切得细细的,这样可以多夹几筷子。他自己很少在外面下馆子吃饭,出门办事也只在摊子上随便吃碗面填肚子。过春节,孩子们最大的享受,就是吃到父亲自己动手给做的糖葫芦。

  上世纪40年代初的北京城正处于日伪时期,经济萧条。一天,在东四牌楼开着敦华斋古玩铺子的孙瀛洲听说后门桥附近有一家当铺倒闭了,将清货底子还债。孙瀛洲清楚,后门桥一带住着不少清宫的遗老遗少,他们为了持续不劳而获的奢靡生活,常会拿些宫廷遗物套现,这家当铺就收到过不少这样的物件。

  孙瀛洲来到当铺时,货已经清得差不多了,见没看中的东西,正欲离开,当铺老板及时打开了保险箱,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明黄色的锦盒并打开,围着锦盒人们顿时眼前一亮——终于见到传说中只要有点风就会刮跑的薄胎小杯三秋杯了。

  但见杯上,淡雅的平等青直接画就了山石与兰草。山石只有平涂,没有皴法。兰草从山石缝隙长出,釉上的红彩点出碎花——这随意的一点,竟然开了斗彩点彩的先河。

  反复鉴赏后,有买家试探性地表示愿意出一根金条购买,主人坚决地拱手拒绝了。现场俨然成了一场小型拍卖会。但当价位升到20根金条时,再也没有人加价了,当铺老板无奈地长叹一声,又将宝物放回了保险箱。夕阳西下,淘换东西的人们陆续离开当铺,最后只剩下当铺老板,孙瀛洲两人。孙瀛洲表示自己诚心要,请告诉一个最低的割爱价。老板毫不犹豫地伸出了4根手指,并说40根金条,少一点就不卖。即便对此时已是古董大亨的孙瀛洲而言,40根金条依然是个巨大的数字,这几乎是孙瀛洲全部的积蓄。可就这一次,常年粗茶淡饭的他,毫不犹豫地以天价买下了这对小杯。

  又有一次,孙瀛洲在一古董摊上淘得一个宋代龙泉窑青釉瓶。摊主是位识货人,死活要黄金20两,孙瀛洲最后以15两成交买下。这样的事情,还发生过不少,每次,孙瀛洲都毫不吝惜自己的钱,只要看得上眼,就一定会买下。

  作为北京著名的古陶瓷经营者,孙瀛洲经常亲自到各地寻访收购,由于为人诚实、随和、给价公道,行里人都愿意与他打交道。因此,孙瀛洲凭借好人缘收了不少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孙嬴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对经手的文物,他必定仔细观察、记录,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对明清瓷器更是深入钻研,甚至为深入研究明清瓷器制作工艺,弄清鉴定真、赝的规律,曾多次到景德镇仿烧明清瓷器。

  因为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又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加上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

  孙瀛洲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经过研究归纳,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工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因此他成为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陶瓷专家、孙先生的弟子叶佩兰女士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来用手摸,竟能一一准确地说出各自的名称。

  抗战期间,孙瀛洲积极支援抗日,出资购买了大量、弹药、大炮等送上抗日前线,先后为支援抗日花去了数十万银元。1950年,为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孙瀛洲将店中古董瓷器拿出来义卖,卖得钱款上百万元全数捐给了国家。此外,他还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派去了大西北,支援边疆建设。

  1956年,孙瀛洲响应“支援国家建设,为国家贡献力量”的号召,将近3000件古董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当时为了转移这些文物,故宫博物院出动了十几位专家到孙家清点了一个多月,前后动用了20多辆卡车。这些捐献的古董包括:宋元明清瓷器2375件,犀牛角杯子32件,瓷器资料497件。

  孙先生的长外孙女李润至今还记得外祖母和她谈起犀角杯时的情形。当年有“一两犀角,十两黄金”之说,外祖母告诉她,解放初,“北京的犀角杯都在咱孙家。”

  1957年初,孙瀛洲又捐出了清朝康熙、乾隆瓷器10件;1964年,又捐出瓷器64件,瓷器资料9件,共计2987件。这是有档案可查的数据,再加上一些小件文物数量多达3000余件。

  从文物门类上看,孙瀛洲先生捐赠的这批文物也十分丰富,除陶瓷外,还有犀角、漆器、珐琅、雕塑、佛像、家具、料器、墨、砚、竹木牙骨、青铜、印玺等多个门类。其中有25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国宝级文物”,收入故宫永久珍藏。当然,最珍贵、最多的还当属宋元明清瓷器,其中就包括花了15两黄金的宋代龙泉窑青釉瓶,40根金条的明代成化三秋杯。

  这对高仅两寸,胎釉薄如蝉翼,杯身以秋菊、蝶、草组成画面,表现出秋天的景色的“明代成化斗彩三秋杯”如今已经成为故宫镇馆之宝之一。此杯身世不凡,相传是明成化皇帝非常宠爱比自己大17岁的万贵妃,为讨她欢心,命景德镇工匠特制的御用酒杯,到明嘉靖时已属珍品。据孙家后人透露,视宝如命的孙瀛洲当年不惜用40根金条买下后,就一直珍藏家中秘不示人,连家里人都不给瞧,直到捐给故宫的前一天……

  孙瀛洲的女儿孙文冬,至今记得当年父亲在捐出绝世孤品“斗彩三秋杯”之前的情景。

  1956年,我还是个戴着红领巾的初中生。那些日子,家里来了不少人,对捐献的文物天天在北屋登记造册。之后,故宫该来装箱了。前一天,父亲把全家叫到东屋里屋,他站在炕上,在摆放着几百盒要捐给故宫的珍贵文物中,打开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小心翼翼地拿出两个小瓷杯给全家看。他说,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故宫里也没有。明天就捐给故宫了,今天让你们看看。

  据孙文冬回忆,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从来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宝贝的,“他说话时脸上带着微笑,甚至充满了自豪。”

  孙瀛洲的爱国惊世之举,为一般收藏家望尘莫及,他也因此获得了国家的奖励。北京市曾将他于1923年开设的“敦华斋”招牌高悬于琉璃厂文化街,以老字号名店昭示后人。

  之后,故宫博物院将孙瀛洲聘为研究员到故宫工作。聘到故宫博物院后,孙瀛洲竭力施展自己的才华,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曾带领故宫博物院陶瓷专业人员做了大量整理、鉴定及收购工作。他将自己的鉴定经验加以总结、发表,撰写了大量精辟的阐述文物鉴定与辨伪的论文,至今对古陶瓷鉴定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他提携了不少老、中、青专业人员,其中不乏像耿宝昌先生这样当今古陶瓷鉴定领域的权威专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孙瀛洲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叶佩兰女士回忆说,孙老曾鼓励她和同事王丽英:“你们将来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陶瓷鉴定专家。”还鼓励她们打破对做学问的恐惧,拿起笔写论文。

  2013年9月11日,耿宝昌先生参观在故宫博物院景仁宫举办的“孙瀛洲捐献文物精品展”时,在孙瀛洲先生像前合影

  “文革”期间,孙瀛洲因为当过古玩店老板的经历,饱受风波,最终因受到迫害含冤离世,享年74岁。事后仅仅用一块门板就被匆匆抬去火葬场,还不许留骨灰,不让家属看最后一眼。女儿恳求司机师傅能为父亲留下骨灰,师傅对她说:“闺女你放心。”为此,孙家后人永远记着那位姓白的司机师傅。

  想想孙瀛洲在世时的“风光”,再对比他去世后的凄凉,不禁让人想起张伯驹先生,两人都是收藏大家,倾尽家财守护国宝,无私奉献捐给国家,最终却都落得个凄惨的结局。

  有人说,如此爱国,克尽自身,未免迂腐;有人说,好人不得好报,未知九泉之下,是否悔不当初?

  而孙先生后人却说:“如果当年不是捐赠国家,这些宝物在‘文革’一定会遭受厄运。”也许,这才是老人家真正的心声。在这些真正的大藏家眼里,文物并不意味着财富,而是事业和信仰。

  我们普通人很难理解,这种以命相搏,飞蛾扑火的爱。在孙瀛洲张伯驹们的眼里,对于真正的心头所好,不是占有,而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其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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